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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讀高行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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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紀末,我們在回顧近百年來的現代文學時,都為華文作家未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感到不平與困惑。且不說西方,就以東方文學而論,印度有泰戈爾,日本有川端康成、大江健三郎,難道就沒有傑出的炎黃子孫去摘取這一桂冠嗎?中國作家真的連文學也不如人嗎?這種困惑大都是從民族情感出發,是彌足可貴的。因此,當高行健摘桂冠的名字脫穎而出,讓我們為之雀躍不已。

只要接觸過高行健這個人和認真閱讀過他的作品,都會得到一個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:這是一個典型的文人,一個純粹的作家,一個埋頭寫作、逃避政治的「藝術分子」。而且會發覺,這個人不僅對政治很淡漠,而且對名利也很淡泊,特別平和,什麼都不在乎,身上可說是沒有半點戾氣與市井氣。他在生人面前剛毅木訥,在朋友面前則推心置腹、侃侃而談,所言所論文又格外有思想、有知識、有情趣。他從不與人爭論,從不動氣。一九八九年他宣布退出共產黨,講了一句不回祖國的激憤之語,可是,過後他卻寫出了巨著《一個人的聖經》,分明是中國情結與故國情懷,一股土地深情與悲憫之情流溢其中,讓人讀後盈滿淚水。即使他的作品的某些情節觸及政治事件,他並不酖於政治的控訴,而是提升到人性的探討和哲理的層次。

閱讀高行健的理論著作,就知道高行健痛切地感到以往中國作家浪費太多時間,把生命拋擲在政治鬥爭與「救國大業」上,而當代的作家卻孜孜於名利場的爭逐,為迎合市場和讀者的口味而挖空心思,因此,他一再主張作家首先應當「自救」。而自救最根本的辦法是從各種「主義」、「集團」及政治陰影中和巨大的商品市場網絡中「逃亡」出來,然後「回到自己的角色」中。他說:「文學是人精神上自救的一種方式。不僅對強權政治,也是對現存生活模式的一種超越。」(參見《沒有主義》)他確信,惟有完成這種「自救」,才能有真正的自由和個人的聲音。逃離中國後的十幾年,他不問政治,面壁十年,埋頭寫作,終於獲得世界刮目相看的卓著成就。

高行健本人和作品曾熱烈謳歌自由並企求個人自由的釋放。我不禁想起普希金《紀念碑》中的一句詩:「……在這殘酷的世紀,我歌頌過自由/並且還為那些沒落了的人們,祈求過憐憫同情。」相信這也是高行健此時此刻心態的寫照。一九九八年,曾信奉共產主義的葡萄牙作家荷塞.薩拉馬戈(Jose Saramago)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,被認為爆冷門,在獲獎之前鮮為人知,不少人在後來讀到他的作品才表示欽佩之情。難得的是,葡萄牙現政府放下政見的分歧,與民眾一起慶祝葡萄牙語的勝利與民族文化的光榮。一個資產階級政權尚有這樣的胸襟,難道具有泱泱大國風範的我們就沒有這樣的襟懷嗎? 

作者:劉再復 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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